赵本山的幸福

一 赵本山是靠春节晚会起家的，拖着一双泥腿，他走出了铁岭，走进了沈阳，又来到了北京。自从1990年春节在中央台露面《相亲》以来，这个农民的儿子每年春节时，都要到京城串个门儿。

一顶耷拉了沿的“钱广帽”，一身灰不拉叽的破衣裳，便是赵本山的全部家当。如果这身行头套在大街上任何一个人身上，人们都会瞧他不起。惟独对赵本山，全国人民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热情。因为他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劳动群众，至少是八亿农民，所以一旦他走进北京，他便红了，他也富了。

其实这时他是毫无心理准备的，掌声热烈得让他有点儿发懵。待他定定神寻思过味儿来时，却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脱胎换骨了。他已经不是那个演拉场戏，唱“二人转”的赵本山了，他惊奇地发现：他现在的东西可以堂而皇之地称为“小品”。

赵本山是靠所谓“小品”扬的腕儿。这么多年，他一直不辞辛苦不厌其烦地往“春节晚会”上溜达，在回答为什么的时候，他坦白地交代：“我这么大的知名度，是和春节晚会分不开的。”

恐怕这不仅仅是个知名度的问题。一个土得掉渣儿，俗得到家的赵本山，竟然能在群英荟萃的春节晚会上红杏出墙。看来春节晚会是一个艺术走向高层次、高品位和高质量的大好时机。赵本山自己也承认，平时不可能花二三个月完成一个十几分钟的作品，春节晚会容易出精品。

听说，最早春节晚会绝对排斥赵本山，认为他的东西恶俗。到现在不管是哪个“导”爷儿搞“春节晚会”，掂量掂量小品的分量，都会想到老赵。说句公道话，是春节晚会帮助老赵走向了“星”级，让他冲出辽宁，杀向全国，老赵也的的确确给春节晚会添了不少“彩”儿。

二 1959年，赵本山出生在辽宁省开原县的石嘴沟。生不逢时，生下来就遇上了困难时期，难得吃上一顿饱饭。5岁那年，母亲病逝；不久，父亲又远走他乡。是年迈的爷爷拉扯着他“穿百家衣、吃百家饭”长大。在穷山恶水里长大的赵本山，不仅培养了对老百姓深深的感情，而且也养成了不屈不挠、乐观向上的坚强性格。

赵本山是个没“文化”的人，还没读完初中，他就进了“宣传队”。就是这样一个没“文化”的人，在其作品之中所反映出来的才是“智慧”。《小九老乐》、《征婚》、《老拜年》等作品中，人物的装束一样，刻画的人物不同。每一个角色的挤眉弄眼，举手投足之间，无不渗透出极为实在的文化内涵。

赵本山曾萌生去“上戏”回回炉的念头。余秋雨和沙叶新劝他：“你不必。别把你的东西学没了。”说实在的，赵本山的东西是任何一个学院也学不来的。

赵本山读过斯坦尼，也读过布莱希特，可惜他没能读懂。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台上演戏。所幸他曾有意无意地钻研了社会文化，对人生有了一些认识和了解。从表层文化过渡到深层文化，再从没文化到有文化，赵本山本人是不知不觉的。是生活提高了他的文化修养，是生活经历的实践奠基他的文化。

尽管如此，他还是没有改变他骨子里最农民的质朴心理。他走得比较稳，脚踏实地。他这人活得还比较有感情，出于感情的所作所为也从不后悔。

那一年，他刚刚离婚。所有的财产统统给了前妻，成了不折不扣的穷光蛋。赶上赈灾义演，这个顾及脸面的人是从李玲玉手里借两万元捐出去的。“我和我前妻结婚的时候没想到要离婚。她这人挺好，没念过书。当初我也挺满足，一分钱不花就娶了个媳妇。别人都嫉妒坏了。后来我一步一步迈得太大了，差别大了，离婚的趋势挡都挡不住。”他们是“好离好散”，赵本山则是“只身出户”。

三 “你现在要事业有事业，要名气有名气，要家庭有家庭，你觉得自己是个成功的男人吗？”

赵本山笑了笑，张了几次嘴，没说出话来。他想了想说：“确切地讲，我认为自己是个幸福的男人，对于成功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。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而我对现在的一切都很知足，所以我自我感觉，自己过得挺幸福。”

从1988年开始，赵本山每年都接到中央电视台的邀请，参加春节联欢晚会的演出工作。但是，他命运不济，三次进京三次落选。如果是一般人，可能早就心灰意冷了。而赵本山却毫不在乎，一个市级演员，能到中央电视台去，有啥难为情？好事多磨，1990年春节晚会，他一鸣惊人，名列十大笑星之首。随之便好戏连台，调往省城，办了公司，第二任夫人锦上添花，还给他生了龙凤胎……作为男人，赵本山感到很幸福。

牛年除夕，赵本山为了能给全国的观众带来欢乐，他顾不上即将临产的妻子，率领“红高粱模特队”走进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。就在赵本山在晚会上投入地表演时，他的妻子马丽娟却正在产房里等待着小生命的降临。

大年初一的凌晨4时35分，赵本山的妻子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产下了男婴，时隔两分钟后，又产下一女婴。“龙凤胎！龙凤胎！赵本山喜得龙凤双胞胎！！”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很快传开。当赵本山一路风尘赶回沈阳时，已经是初一下午1时多了。赵本山新年有如此大喜临门，很多人都向他祝贺，赵本山却憨厚而又幽默地说：“我这是做善事做出来的。”

赵本山为人憨厚、心地善良，这在演艺界是出了名的。

四因为宣传上的低调，老赵也有烦恼的时候，最近在合肥更是遇上了麻烦。赵本山是’99小品比赛评奖会委员，可记者们都说这个委员“太难见”。他住的是一个没有星级标志的宾馆，离记者们住的四星级酒店不远。打电话到他房里，总机小姐总是说“电话坏了”，不能转，而楼层服务台的回答则是“电话没放好”。凌晨1点多再打去电话——总机没人接了。夜里去该宾馆，听值班小姐说，连她们清理房间，当地记者为自家报社索取题词都是经过“穿制服”的批准——从赵本山入住那一刻起，四个“制服”分“两班倒”轮番守候在1512房外。

4月18日下午，第5场观摩比赛结束后，赵本山在剧院后台休息室举行了一次小型的记者见面会。也许是记者们的不满传到了他耳朵里，他一坐下，没等记者们发问，就自顾自地先说开了：“其实我这人没那么多的毛病，我这两天也听说了有些误会、有些误解……刚到这儿来就让人接到那儿去了——一个老乡在那儿开的酒店。我没抹开面子，人家的热情我无法回绝，你如果走了人家就觉得还挑吃挑住怎么的……毕竟是个名人，出来不方便，人家就派人保护我。具体你们谁来找我，我根本就不知道，说心里话我不是拒绝记者。”

对于赵本山的艺术表演，有人提出质疑：少了破帽子和苦瓜脸，赵本山还行吗？前不久，赵本山应一朋友之邀去深圳，为那位朋友过生日捧场，到深圳才发觉被那朋友所骗，要他表演小品，毫无准备的赵本山受骗之余一口回绝。或者是出于朋友义务，抑或是不愿背罢演的坏名声（当晚已出售门票），他答应第二天晚上等他的搭档从东北飞到深圳再一起表演。有人忍不住问：对他那样有丰富表演经验的人而言，表演一个小品岂不是张口就说，闭口就来吗？何必兴师动众从东北调搭档？自然让人胡思乱想，是不是那套行头落在东北了呢？